意味着法治要求国家维护和保障法律秩序，但国家必须首先服从法律的约束。

[24]埃利希也指出，尽管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法学的方法看起来很接近，但一如伦普夫（Rumpf）令人信服地证明，它们确实有很大的差别。王麟：《法学知识的属性与进步》，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

[45]王麟：《法学的知识属性与进步》，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人文主义推动了法律观从本体论转向存在论，有助于实现法学价值目标的转向，即为了法的法学转向为了人的法学。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27]事实上，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就是因为本应以人之为目的的合法性却被科技知识给霸占和殖民化了，并试图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知识技术性问题。在人文主义那里，知识和法律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存在的。

职是之故，法学上的观察和一般化从一开始就指向与在纯科学的活动中情形不同的对象，也获得不同的结果。[18][英]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在此起彼伏的争议中，社会国问题——尤其是司法审查与社会立法之间的紧张——成为现代社会之下诸多论争英国司法机关的政治角色最为激烈议题中的核心问题。

(第191页)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国家起源装置，也被注入了不同的功能属性，出现了诸多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于是，它们又可化约为各个时期标志性作家的所构成的人物线索，其中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这一段，是早期现代走向现代的关键，也在书中得到强调。古老的概念因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得以扩张，或者受到限制，或者发生了转化。一、省察剑与天平的思想史进路 关于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有流动的情境。

(第184页) 孟德斯鸠接受区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理念，并进而独立出司法权的形态，成就了分权学说的典范方案。孟德斯鸠的才华在于认知到了权力与自由之间相互冲突所产生的根本性政治问题。

一方面，他们是积极参与永不停止的政治冒险活动的重要行为者 ;另一方面，他们不会在解释与适用实定法时试图占领政治的领域。法律概念线索是贯穿全书的主线，洛克林将前现代、早期现代( early modern，第143页、第 177页)、当代关于法律概念的通说概括为法律惯例说、法律命令说、法律权利说，以此三段划分来勾勒时间纵轴。与此观感相配套的是裁判的形式主义立场盛行，自动售货机的比喻是这种立场的偏激版本(第87页)。但是，政治与法律越来越呈现出正式的分化趋势(第253页)没有被颠覆，在政治与法律亦有效地共存(第6页)的前提下探讨两者关系途径的努力仍在继续。

分配正义则是政治的传统领地，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关涉分配正义(第73页)。1.  理论意图不同 两者的分权学说的关键区别在于分权的理论意图不同。对此，保守思想家及其反对者各陈己见。(第196页) (二)洛克—孟德斯鸠 在洛克之后，孟德斯鸠是分权学说的集大成者。

但是这项事业在开创之后如何运作，则是洛克为我们打开了视野。洛克与孟德斯鸠在理论主张上的区别，远没有他与霍布斯之间那般悬殊，他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分权方案的不同上，我们可以围绕分权学说来考察两者的区同。

这些线索和线索段落，既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知政治与法律关系观念史的钥匙，也是阅读该书的钥匙。国家的属性与国家的起源装置，即告别自然状态的方式密切相关。

我们制定法律就如同创造语言或者宗教一般。随着权利主张被转变成了托克维尔讲的 公民宗教 (第221页)，权利的外延也在持续的扩容。霍布斯的盟约的功能被定位为 建国，即通过相互同意的原则使强制性的政治秩序得以合法化，它是 一种自然权利的转让行为。洛克的一个相当根本的观点是人们联合形成王国，将自己置身于政府之下的主要目标在于保护他们的财产，(第182页)基于此，洛克认为，协定是核心作用是通过授权的形成政府，而非是权利的让渡乃至放弃，这是一种社会的基本委托关系。洛克拒绝绝对的政府权力理念 (第 185页、第 196页)，而一旦建立了有限政府，就没有了绝对主义理念存在的空间，此种论点是现代宪法的核心。(第239页)然而，司法的这一地位，并不意味着司法权不受限制，对特定范围的争议进行审判以及 避免卷入政党政治的争议之中 构成了对法官权力重要的限制。

在其中，法律是一种需要长期研修与实践经验的行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认知并获得它……(第80页)。与其说政治法律化，不如说该现象同时并 主要产生了法律政治化的现象(第253页)因此，对于政治的终结与法律的胜利(第249)的断言，我们有理由和洛克林一起存疑。

(第115页)和矫正争议领域的争议类似，法律确定性或者说 司法文化的同一性问题，是批判者们认为的不可逾越的雷池。(第 239页) 惯例说所服务的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被认为是技巧和实践上的区别(第240页)，人们经常说的法律超越了政治，在这里只是 修辞学的主张(第241页)。

在前现代，包括著名的《自由大宪章》(1215年)、《权利请愿书》(1628年)与《权利法案》(1689年)之中，权利与自由来源于主权并须政府核准。可以说，在他那里，有政治没法律，有权力没自由，有国家没宪法，于是革命的魔咒让他魂萦梦牵。

(第149页)借助于利维坦以及作为现代国家灵魂的主权，霍布斯与古代世界作出了决定性的决裂(第148页)，与柯克不同，他认为并不是智慧而是权威创造了法律。申言之，协定 形成了正式的宪法。为它们提供学理支撑的，是17世纪洛克(John Locke)的自然权利论。(第225页)权利话语法律化带来了多重革命性意义：第一，实现了权利本位，一旦权利以任何显著的规模渗透进入法律之中，制度特征会迅速地发生改变：法典从义务型转变成了权利型。

(第196页) 洛克则竭力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努力将之消解在平常时刻的政治运行中。(第239页)如何理解这项限制，是理解该时期司法角色的关键，其准确的理解是，广泛涉及政治，但不主导政治。

三、人物线索片段：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 洛克林教授以引用的姿态、存疑的态度书写《剑与天平》，前言中就指出，该书专门使用直接的引用而不是释义的方式，但对于每一份文献是否在今天依然适宜于探知法律的特征表示怀疑(前言，第2页)。清晰线索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清晰的图景，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从法律惯例说到法律命令说、再到法律权利说，并不意味着由低级到高级、前后相承、不可逆转的单向过程，也不由此意味着历史是演进性的理念，也就是说它涉及从低级国家到高级国家的渐进演变过程(第246页)。

由于法律作为一系列传统实践，为政治秩序提供而不是建构了行为框架，这里没有伟大的理论需要揭示，也不需要什么理性设计，因此，从事着政治话语的秘传工作的法官，就担当了(法律)实践的监督者、普通法的监护者、政治宪法解释者的角色，而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事务中则是相对的初级者。洛克不仅以自由来作为限制的方式，同时相信由一系列客观的道德原则构成的 自然法也是限制权力运行的重要根据。

洛克林则用一组形式接近内容迥异的陈述，形象地概括这条主线演化的路径：专制结束时，政治开始时是法律惯例说的写照，(第123页、第246页)当法律被描述为命令时，结论则是 法律结束时，自由开始时，(第150页、第246页)而法律结束时，专制开始时是对法律作为权利理念的表述(第15页、第246页)。(第242页)此时的法律也不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之间的媒介，而转变成为统治的工具，这样的法律，与其说需要监护者，不如说需要宣布者，法官转变成为使权威立法者颁布的法令予以生效的公务员。而且，这种制衡必不可少，如果行政权无权对立法机关的事务进行制衡，那么后者将是专制的，因为它将彻底消除其他的权力，因为它能够赋予自己所有能够想象到的权力。洛克林认为这里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传统法治理念指示下的司法角色可否在民主主义范围内得以持续，尤其是可否在行政国家法律权力扩张的时代得以幸存下来呢?(第111页)在此延长线上，解释理论的用武之地成为争论焦点，尽管许多政治左派对任何法治理念的装饰表示出了蔑视(第113页)，洛克林仍然中肯地指出关于解释理论讨论的症结正在于要认知到法律解释的政治重要性(第113页)。

它的一项 永恒不变的特征是每个人有些屈服式地放弃了他们的自然权利，进而建立了一个可以融入主权的机关。司法确定性是此项立场的前提预设，但是，法律实践的发展暴露出这项假设非事实，事物内在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因为信奉一个希望它们消失的原理而能够得以避免(第99页)。

根据洛克林的勾勒，以法律概念从惯例到命令再到权利的演变为时间纵轴，政治经历了从高贵到利益，继而又从以法律为工具发展到以法律为准则;但这不意味着此方向已经成为现实，也不能简单得出，权力之剑，只能依据正义的天平而挥舞(第251页)的理论主张已经兑现。这一发展 提升了法律的位置并超越了传统，基于法律权利说，在现代思维当中，法律不仅仅与政治有所区别，重要的是显示了其优于政治的特征。

如果说时霍布斯 建立了政府的权威，那么，洛克则接着为政府的权威施加了某些限制。(第193页) 四、余论：思想史进路的意义 思想史的考察，不仅为考察剑与天平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观念素材，更为重要的在于它的观察视角更为适度(第246页)。